2006年11月底，韶关市公安局抓获了10余名毒贩，查获冰毒181.62公斤和手枪两支、子弹11发。
举例来说，倘若某县政府发布了鼓励本县农民种植某作物的指导意见，但收获后却由于市场行情变化造成种植户亏损。这种思路，类似于《行政复议法》中对复议选择制度的设定。
也就是说，应当根据行政指导所造成的利益损害的种类不同，分为如下情形进行讨论。但倘若先行的行政程序明显难以保证裁决结果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则应当赋予相对人直接诉诸司法程序的权利。进入专题： 行政指导 。其三，由于行政主体违背信赖保护而造成相对人的损失。情形之一是，如果行政机关在特定相对人接受了行政指导之后改变了行政指导的内容，使得相对人基于变更前的行政指导内容而产生的期待利益部分或全部丧失，则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使该变更行为有足够的公益理由，行政机关也不能免除给予遭受损失的相对人一定补偿的责任。
其三，在行政诉讼判决类型化的今天，将行政指导纳入行政诉讼体系并不需要引入新的判决类型，亦即：即有的判决类型对行政指导案件的裁判完全可以适用，这无疑为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指导网开一面降低了改革的难度，同时也节约了一笔可观的修法成本。其四，由于行政指导的异化所造成的损失。我国公安机关是警察权力的主要承担部门，公安局长则负责全盘驾驭这项权力。
来源: 南风窗 进入专题： 公安局长 。过度集中在公安部门的强大的警察权力，形成了公安局长们畸高的权力场。谷凤杰2008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被称作一位慈父般的公安局长。重庆打黑中落马的原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生前常津津乐道他亲自逮捕号称中国头号悍匪张君时的英雄形象。
对如此重大的案件，叶树养尚且能够操纵自如，其他案件就更是在他的权力股掌之中了。任何一个官员都与他们身上所背负的权力捆绑在一起。
公安局长的权力场只是更大的政治权力场的一块拼图而已。叶树养是落马公安局长中的典型代表，他所犯的罪行在其他贪腐公安局长案件中也有类似影子。2006年，郴州发生官场大地震，包括市委书记李大伦、纪委书记曾锦春在内的100多位官员被捕，孙湘隆曾在他们手下担任市公安局长。公检法之间本应相互制约的权力框架，由于公安局长们的权力大升级而失衡了。
从荣誉的最高点急速跌到谷底，这样的故事在很多落马的公安局长身上反复重演着。其中，由公安局长负责的重大预算开支被列为应当重点监管的权力，划分的理由是干部职工关注度高，敏感度高，滥用职权负面影响大，涉及财政资金使用，存在风险，可能产生违纪违法行为、发生严重失职渎职，是属于需要公开、接受监督的重要行政权力。叶树养听闻有人愿意出巨资保释被抓获的毒贩孙浩荣，便放出交钱就可保释嫌犯的消息。2003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机关的决定》（13号文件），提出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
我感兴趣的是那些与道德、正当和善站在一起的权力。2010年，他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如何勘定警察权力的边界，也就是如何构建警察的权力场，便成了完善警察制度的核心命题。他们是神通广大，打击暴力犯罪的神奇人物。
如果其它权力不受限制，没有在权力的法治版图上划分清楚，公安局长们也可能迷失在权力乱局之中。公安局长们在正义与邪恶边缘上演的悲喜剧值得所有掌权者深思，因为扭曲的权力场上，没有人是幸存者。他在历史上留下的称号将是共和国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正厅级公安局长。邵建伟曾多次为犯罪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以获取经济利益。根据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的总结，我国公安机关享有极为广泛和重大的权力。2005年，山西省临汾市原公安局长邵建伟因腐败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
2010年12月份，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公安局公开了一份长达176页的权力清单，以及68份权力运行流程图。权力超重权力场如果超重配置，身处其中的人必然难以驾驭，难免会导向滥用。
但良心只有自律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尽管有所收缩，但在整体上，公安权力的配置仍然是失衡的。
陈兴良认为，我国的公安机关行使的警察权是巨大的，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对于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享有限制乃至于剥夺的权力。现代警察制度发端于19世纪早期的英国伦敦。
有据可查的20年间，叶树养共受贿人民币、港币1800多万元，另有人民币1600多万元来源不明。在这种国家体制之下，国家权力无处不在，统辖整个社会生活。公安局长，这个游走于正义与邪恶边缘的职位，其成败荣辱正是取决于他们如何面对和驾驭他们所身处的这个权力场。调查中发现，叶树养几乎滥用了手中掌握的所有权力：为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充当保护伞。
此后，各地公安局长大多由常委、政法委书记或者政府副职兼任。历数过往落马的公安局长们，他们的堕落史都与滥用手中的权力有关。
权力悬浮不合理的制度所产生的权力超重只是公安局长们誉谤两重天的其中一个原因。正因为如此，民众对于公安局长有着更大的期望和敬畏。
旧的体制上的障碍才是问题症结所在。邵建伟在狱中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悔过书。
有时我真怀疑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被誉为民众安居乐业的正义守护者。那么良心是什么呢？马丁•路德•金说过：为了权力而攫取权力，对此我毫无兴趣。如果公安局长没有好好使用手中的权力，有负民众的期待，就像一个又一个案例所展现的那样，他们身上的正义光环就会蜕变成邪恶的脚镣。
孙湘隆在郴州的困境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他说：作为公安局长，会看到很多他们（李大伦、曾锦春）滥用权力、贪污腐化的情报，但是郴州的网太密了，我的职权有限，我不是监察，不是纪委，我无能为力啊。近年来，地方政府纷纷发布各职位和部门的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划定权力边界。
同样是公安局长，孙湘隆就被称作郴州官场的良心。集中在公安局长身上的警察权力是一项充满了悖论的政治权力。
既然以我的侦查卷宗作为依据，给我们警察队伍增加几个人，我们自己审判不是更加省事吗？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混淆了公安局的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欲将司法抗衡性纳入行政自主性囊中。更可怕的是权力悬浮，掌权者眼中只有权力，抛开了其他一切规范准则，让权力赤裸裸地悬浮在权力场上。
